《诸葛亮集》也是在此背景下被编撰的。

        晋武帝问诸葛亮之治国，樊建对曰：“闻恶必改，而不矜过，赏罚之信，足感神明。”

        武帝曰：“善哉！使我得此人指诸葛亮以自辅，岂有今日之劳乎！”--《汉晋春秋》

        陈寿虽然对诸葛亮存在非议，但并不敢违逆司马炎定下的修史基调。

        《诸葛亮传》中的“陛下迈纵古圣，虽敌国诽谤之言，无所革讳”，其实就是陈寿借此向统治者“示忠邀宠”。

        伏惟陛下指司马炎迈纵古圣，荡然无忌，故虽敌国诽谤之言，咸4其辞而无所革讳，所以明大通之道也。谨录写上诣著作。臣陈寿诚惶诚恐，顿首顿首，死罪死罪。--《蜀书诸葛亮传》

        因此在《诸葛亮传》中可以看到两种情绪：1种是司马炎的正面定调；

        另1种是陈寿的个人私情。

        在此背景下，“国不置史，注记无官”的弊端或谎言，被陈寿推诿给诸葛亮，也可以视作修史者私人情感的体现。

        但平心而论，陈寿父子2代都与诸葛家有深仇，即便有司马炎这个陈寿的“今上”定下基调，但陈寿能相对客观为诸葛亮立传，也足以证明其人“良史”之名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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